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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左联五烈士

小说:鲁迅作者:鲁迅.字数:2000更新时间 : 2022-01-15 15:16:25
          1931年1月17日,柔石、殷夫、冯铿、胡也频、李伟森五位作家及其它共产党员,在上海东方饭店举行秘密会议,因叛徒告密而被英国巡捕逮捕,随后被移交给国民党上海龙华警备司令部。

          柔石,名赵平复,浙江宁海人。1928年到上海,从事进步文学活动。在鲁迅的支持下,参加编辑《语丝》,创办朝华社。1930年加入“左联”任执行委员、常务委员,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创作有诗剧《人间的喜剧》,小说《旧时代之死》、《二月》、《希望》和《为奴隶的母亲》,散文《一个伟大的印象》等。柔石的小说描写现实生活朴实真切,感情深沉厚重。除创作外,还致力于介绍外国文学,特别是东欧、北欧的文学和版画。

          殷夫,名徐祖华,浙江象山人。1926年到上海,先后在民主中学、浦东中学、同济大学学习。1929年离校从事共青团工作,因组织上海丝厂罢工被捕,出狱后即加入了中国共产党,编辑《列宁青年》杂志。1930年加入“左联”。创作有诗集《孩儿塔》、《伏尔加的黑浪》、《一百零七个》、《血字》、《五一歌》、《别了,哥哥》等。殷夫的诗歌激情澎湃,具有强烈的战斗性和革命乐观主义精神。

          冯铿,名岭梅,广东潮州人。1926年到上海,192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0年加入“左联”。创作有小说《小阿强》、《红的日记》、《贩卖婴儿的妇人》等。冯铿的小说具有强烈的时代感和社会意义,很少有小资产阶级感情流露。

          胡也频,福建福州人。1920年到上海、大连、北京等地流浪。1930年回到上海,加入“左联”任执行委员和工农兵通讯委员会主席,并加入中国共产党。1929年以前出版有《圣徒》、《往何处去》、《牧场上》、《活珠子》、《也频诗逊、《鬼与人心》等创作集,表现对黑暗社会不满与抨击。1929年以后代表作有小说《到莫斯科去》和《光明在我们前面》,表现出一定的革命热情。《光明在我们前面》在艺术上已经较为成熟。

          李求实,名伟森,湖北武昌人。192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3年参加组织和领导了京汉铁路工人“二七”大罢工,后任全国总工会执委兼秘书长,并开始从事革命文学活动。1924年赴苏联学习,1926年任共青团广东省委宣传部长,后调任共青团湖南省委书记。1928年任团中央宣传部长、《中国青年》主编。1929年任中共中央机关报《红旗日报》编辑。1930年加入“左联”。作品以翻译为主,有《朵思退也夫斯基与屠格涅夫》、《哥萨克之今昔》等。

          在五位遇难的青年作家中,鲁迅和柔石相识有两年多了。柔石到上海住在景云里,离鲁迅的寓所不远,彼此来往便很频繁。初次见面时,柔石介绍说他叫赵平复,乡间有个豪绅以为他的名字好,要给自己的儿子用,便叫他不要再用这个名字了。鲁迅猜测他原名是“平福”,意思是“平稳而有福”,所以才中了乡绅的意,对于“复”字倒未必有这么热心。柔石又介绍说他是台州宁海人,鲁迅看上去他那台州式的硬气便知,不过觉得他有点儿“迂”,但“迂”是忠厚正直的表现,同那种奸滑比较却是很可贵的。柔石热爱文艺事业,整天躲在寓所里搞创作。他积极从事革命文学活动,鲁迅和他交谈很投合,于是,在鲁迅的支持下,他另外约了几个青年,创办了朝华社,目的是介绍东欧和北欧的文学及外国的版画。为了扶植刚健质朴的文艺,创办文艺刊物《朝花旬刊》;出版介绍欧洲短篇小说的《近代世界短篇小说集》,介绍外国美术的《艺苑朝华》。柔石干得很投入很起劲,买纸张,跑印刷,制图和校对,社里的杂务都归他做,像老黄牛一样勤勤恳恳。后来倒闭了还欠了外债,他毫无怨言,一方面将剩余的书拿到明日书店和光华书局去卖,另一方面就拼命地翻译外国作品,挣钱准备还债。柔石在实践中碰了钉子以后,那种“迂”也渐渐改变过来。他对鲁迅说,以后要改变作品的内容和形式。鲁迅说:这怕难吧,譬如使惯了刀的,这回要他耍棍,怎么能行呢?他简洁地答:只要学起来!他说的并不是空话,真的从新学起来了。

          在五位遇难的青年作家中,鲁迅和殷夫相识也有一年多了。1928年6月,鲁迅、郁达夫编辑的文艺月刊《奔流》在上海创刊。1929年6月,殷夫(化名白莽)给《奔流》投来一篇稿子《彼得斐传》,是一篇从德文翻译过来的。鲁迅发信去要原文,原文是载在诗集前面的,邮寄不方便,殷夫就亲自送上门来。他是一个二十多岁的小伙子,脸色黑黑的但相貌端正。初次见面,鲁迅说话不多。殷夫回去以后写了一封信寄来,说很后悔和鲁迅见面,好像受了一种威压似的。鲁迅便写了一封回信,一方面解释初次见面说话不多乃人之常情,另一方面将自己收藏的两本德文诗集送给他,并请他再翻译几首诗一并发表。鲁迅特意郑重地托柔石亲自将信和书送交殷夫。过了两天,殷夫果然又翻译了几首诗送来。这一次,鲁迅和他交谈得比初次见面自然多一些,因而殷夫感到很轻松愉快。那篇《彼得斐传》和几首诗,后来便登在《奔流》第2卷第5期上。第三次相见是在夏末秋初时节,上海的天气还很热。一天,听见有人敲门,鲁迅开了门,来者是殷夫。只见他身穿一件棉袍,汗流满面,相见彼此都不禁失笑。这时,殷夫告诉鲁迅,他是一个革命者,前些日子被捕,刚刚从监狱里释放出来,衣服和书籍全被没收了,连鲁迅送给他那两本德文诗集也在里面。那两本德文诗集是鲁迅珍藏了二十多年的宝贝,还是在日本的时候托丸善书店从德国买来的,本来觉得送给这位和鲁迅当年一样热爱彼得斐诗的青年,算是给它寻得了一个好着落,可现在却落在捕房“三道头”的手里,“明珠投暗”实在可惜了。不过,鲁迅很欣幸殷夫的获得释放,就赶紧给他拿出稿费来,让他买一件夹衫。

          在五位遇难的青年作家中,鲁迅和冯铿、胡也频都只见过一面,鲁迅和李求实尚未见过面。无论见过的还是没见过的,他们都是“左联”的革命进步作家,都是中国的好青年,鲁迅的好朋友,鲁迅都为他们落入反动派的魔爪而担忧。

          鲁迅和柔石关系很密切,柔石被捕还牵连到鲁迅。1月16日晚上,柔石来到鲁迅寓所,说是明日书店要出一种期刊,请他去担任编辑,还要出版他的译著,问鲁迅译著付酬的办法,鲁迅便将和北新书局签订的合同抄了一份给他参考。柔石将这份合同往衣袋里一塞匆匆走了。1月17日,柔石在会场上被捕,衣袋里还装着这份合同。官厅见到这份合同要追缉鲁迅,便逼迫柔石说出鲁迅的住址,然而柔石宁死不说。鲁迅得到此消息,深知穷凶极恶的反动派什么事都做得出来,决定离开寓所外出暂避。鲁迅烧掉了朋友们的旧信札,1月20日下午,偕夫人许广平抱着海婴离开了家,经内山完造介绍,住进了日本人开的花园庄客栈。不几天,外面谣传鲁迅被捕了或被杀了,可是柔石和其他朋友们的消息却很少,鲁迅非常挂念他们的安危,眼前时时出现柔石的影像,仿佛还在马路上一起行走。鲁迅一家人挤在一间阴暗潮湿的小房间里,天气寒冷,不知道柔石和其他朋友们怎么样,他们在狱里有没有被褥,听说冯铿的脸都浮肿了,他们需要的洋铁碗已托人带去,也不知道收到了没有?听说用钱可以将柔石他们赎出来,鲁迅便开始筹集钱,除了身边的现款之外,还准备出卖《中国小说史略》版权。可是,就在这时,传来令人万分震惊的消息——1931年2月7日深夜,柔石、殷夫、冯铿、胡也频、李伟森五位作家及19位革命者在上海龙华警备司令部的一个荒场上被国民党反动派秘密杀害。

          噩耗传来,鲁迅极度悲愤,茫茫黑夜,站在空荡的院子里,仰望星空,月光如水洒在他那黑色长袍子上,忘记了早春的寒冷,心中对反动派的愤怒、对烈士们的怀念、为失去朋友而无限悲痛、为中国的前途而担忧和为革命无所畏惧的种种感情交织在一起。突然,他转身回到屋子里,坐在炕桌前挥毫写下一首诗:惯于长夜过春时,挚妇将雏鬓有丝。

          梦里依稀慈母泪,城头变幻大王旗。

          忍看朋辈成新鬼,怒向刀丛觅小诗。

          吟罢低眉无写处,月光如水照缁衣。

          在这首诗中,鲁迅表达了对反动派屠杀革命者的无比愤慨和对死难烈士所寄托的深切哀思,并表达了自己为无产阶级革命事业而斗争的坚强不屈的战斗意志。

          1931年5月,“左联”机关杂志《前哨》第1期出版了。这是《前哨》杂志的创刊号,也是《前哨》杂志的“纪念战死者专号”。在这一期《前哨》杂志上,鲁迅为追悼死难烈士而写的两篇文章《柔石小传》和《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和前驱的血》发表了。

          在《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和前驱的血》一文中,鲁迅写道:“中国的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在今天和明天之交发生,在诬蔑和压迫之中滋长,终于在最黑暗里,用我们的同志的鲜血写了第一篇文章。”

          “智识的青年们意识到自己的前驱的使命,便首先发出战叫。这战叫和劳苦大众自己的反叛的叫声一样地使统治者恐怖,走狗的文人即群起进攻,或者制造谣言,或者亲作侦探,然而都是暗做,都是匿名,不过证明了他们自己是黑暗的动物。”

          “统治者也知道走狗的文人不能抵挡无产阶级革命文学,于是一面禁止书报,封闭书店,颁布恶出版法,通缉著作家,一面用最末的手段,将左翼作家逮捕,拘禁,秘密处以死刑,至今并未宣布。”

          “然而我们的这几个同志已被暗杀了,这自然是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若干的损失,我们的很大的悲痛。

          但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却仍然滋长,因为这是属于革命的广大劳苦大众的,大众存在一日,壮大一日,无产阶级革命文学也就滋长一日。”

          “我们现在以十分的哀悼和铭记,纪念我们的战死者,也就是要牢记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历史的第一页,是同志的鲜血所记录,永远在显示敌人的卑劣的凶暴和启示我们的不断的斗争。”

          这一期《前哨》杂志刚刚印出来,冯雪峰拿了几份跑到“左联”作家茅盾家里。恰巧,瞿秋白因为中共上海党中央某机关被破坏而避难在茅盾家里。瞿秋白欣喜地翻阅新出版的《前哨》杂志,见到鲁迅的文章《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和前驱的血》,仔细阅读了之后连连赞叹:“写得好,究竟是鲁迅!”

          五位青年作家惨遭杀害,对鲁迅的震撼是巨大的。对反动派血腥屠杀罪恶的无比愤慨和对“左联”五位死难烈士的深切哀思,长久地停留在鲁迅的心里。1933年2月7日,五位烈士遇害两周年之夜,鲁迅仍然“沉重的感到我失掉了很好的朋友,中国失掉了很好的青年”,由于“两年以来,悲愤总时时来袭击我的心,至今没有停止”,鲁迅又写下了《为了忘却的记念》一文,寄托了自己对烈士们的无限哀思,表达了自己坚强不屈的战斗意志和大无畏的革命精神。在这篇文章的最后,鲁迅无限感慨地说:“我目睹许多青年的血,层层淤积起来,将我埋得不能呼吸,我只能用这样的笔墨,写几句文章,算是从泥土中挖一个小孔,自己延口残喘,这是怎样的世界呢。夜正长,路也正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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