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百三十九章 百年树人急不得
穿越者拥有超越时代的眼光，但也不能脱离时代，
只有立足于时代，解析时代矛盾，才能解决这个时代的问题。
所以，穿越者注定是孤独的，
对很多事，徐泽都有深入的思考，却不能一股脑告诉自己的下属，
他只能等待时机成熟后，再逐步将自己的想法放出来。
在徐泽的设想中，未来的同舟社治理体系，
“官”与“吏”的界限将会慢慢模糊，“官”也会越来越不好当。
在这点上，必然会遭到很多“有出身者”的抵制——甚至会包括赵遹和宗泽在内。
但事关统治区的长治久安和整个文明的未来，不能为了减轻阻力，就选择妥协让步。
这就体现了造反者的好处——不必太在意既得利益者的态度。
要是顾虑桌上吃饭人的脸色，那还掀什么桌子，造什么反？
正如宗泽所说，大宋做事的官员不是冗余了，而是真的太少。
基层的大量实务，被上升通道极为狭窄的胥吏操纵，
而底层税收和管理，又操于乡绅宗族势力之手。
这些现实矛盾既是极大的隐患，也严重影响国家的组织力和动员能力。
大宋的奠基者们绝对很清楚这一点，只是无能为力。
五代末世，天下征伐不休，饭都吃不饱，读再多书，也挡不住别人一刀，读书人的数量急剧减少。
乱世之中，所有的人都极度缺乏安全感，全被混乱的形势裹挟着拼命狂奔。
任一方的势力领袖都不可能像徐泽这样稳健发育——
真要这么做，绝对会被自己的部将先造反。
脱胎于这样乱世的大宋本就先天不足，极度缺乏基层管理人员。
而得国过于容易，打天下的进程又与人才培养不配套，
摊子铺得越大，底层缺人管理的问题越突出，
最后，就只能采用这样的粗糙手段来管理国家。
因为依托这些人管理基层，
既可有效解决管理人才不足的问题，还能不发或少发俸禄，
有效缓解了财政困境，能让更多的钱用来扩军打天下。
这本是权宜之计，不能持久。
但随着利益集团形成，又慢慢固化为制度，然后，便积重难返。
世上没有免费的午餐，就如后世，“免费游戏”才最费钱一样，
国家在管理社会上省了人和钱，百姓就会出更多的钱，遭更多的罪。
就算靠共建会这种组织铺摊子，也不是长久之计。
没有大量的一线“正式官员”管理，
随着时间推移，管辖地域扩大，
一些偏远地区的共建会，也迟早会与宗族势力同流合污，
想想就知道，有人有地有组织还有武装的“变异共建会”会做什么？
所以，将来同舟社建国，需要“官员”的数量，将远超现在的大宋。
涉及到官员的培养、选拔、管理、使用等制度，也必然和现在有很大的不同。
一步到位是绝对不可能的，等同舟社建国都不可能全部到位。
徐泽非常清楚这一点，他也很有耐心。
实际上，相关的工作已经在分步实施了。
第一步，并不是培养尽可能多的官员，而是普及教育——扫盲。
并非所有读书优秀者都能成为合格的管理型人才，更不能让所有读过书的人都去抓管理。
但文盲率过高，再好的政策也很难落到实处——底层官吏可以轻易利用政策信息差欺上瞒下。
所以，改变官吏使用管理制度的第一步，不是改变“官”，而是改变“民”。
制度不是万能的，后世有大统领名“建国”者……
人是会变的，道德、制度确实能约束人的行为，但效果……
即使徐泽手把手地教育培养一批官吏，开始可能用的很顺手。
但外放一段时间后，照样会有很多人被腐蚀，变成他们曾经痛恨的样子。
只有大部分的百姓能看懂政令，知道法律常识，不再是官老爷说啥就是啥的愚民了。
道德、制度的作用才会开始显现，施政者的行为才能真正受到一定的约束。
而且，少数人垄断知识后，会失去开脱创新的欲望，让科技与革新失去土壤。
一些人为了获取学术上的地位和衍生的利益，
便会把精力花在反复包装和过度解读“经典”上，
以此，不断拔高“高深知识”的准入门槛，“知识权贵”便应运而生。
不论怎样改朝换代，这些“知识权贵”都能凭借手中掌握的话语权，轻易左右朝政。
然后，进一步强化自己“学派”的地位，以此循环。
只要阳春白雪和下里巴人泾渭分明，这种现象就无法改变——
无论这个学派是儒、法、释，还是道、名、墨，
一旦能够垄断话语权，最终都会变成一个样子。
即使掌握了很多“自然科学”的道和墨，也有很多沦为了装神弄鬼的方士。
现在的“儒”真的是孔子师从周公的“儒”么？
在“儒”这层皮下，又何止法、墨、道、释？
只要统治者需要，什么都可以往“儒”这个筐子里面塞，“儒”总能变成你想要的样子。
所谓的“儒”，早就变成了以“仁”为核心内涵的“公共关系学”。
所以，穿越者和“儒家”较劲没有任何意义。
没人能抓住自己的头发将自己提起来，在治下全是孔门弟子的情况下，谁能真正打倒孔老二？
何况，就算真能打倒了孔老二，还有李老大、墨老三……
或者，搞“百家争鸣”？
思想界混乱不堪，怎么可能做到大一统？
玩什么都没用，先让知识下沉，真正开启民智后，才能再谈其他。
这几年，徐泽一方面努力扩大治下学校规模，让尽可能多的适龄儿童能够上学，
另一方面，依托军队、厂矿、共建会等，大力开办夜校和扫盲班。
办学推广教育的重要性，只要脑子稍微正常点的统治者都知道。
平心而论，在此事上，大宋的努力和成果，都远超前朝。
赵佶、蔡京就一直大力推广乡学、县学、州学、国学四等学府和“三舍制”。
因此，徐泽在治下推广教育，并不是什么石破天惊的事，
甚至，朝廷对此还是鼓励的。
但想把教育办好办出效果，太难了，需要持续投入巨量的人力物力。
十年树木，百年树人，
不仅是人才培养的周期长，教育事业的成长也急不来。
实际上，同舟社事业草创阶段，事事都要钱，处处都要人，教育推广的进度很缓慢。
因师资力量有限，同舟社最初办学的规模非常小。
只有若干“小学”（识字班）和一座“书院”，以解决“内部子女”的入学问题。
对辐射周边的村庄，则只能通过设立奖学金、优等生报送入之罘书院等形式吸引人才。
彼时，共建会对治下村庄合办学校的巡察，
其实是形式大于内容，作用非常有限。
远洋商队开始盈利后，各股东在徐泽的授意下，纷纷“慷慨解囊，造福乡里”，
有了钱，方能请到人，这项工作的进度才开始加快。
高丽战争赔款到位后，徐泽又力排众议，划拨了很大一部分，作为教育基金，
用于扩大学校规模，改善教学条件，奖励优秀师生等。
没有公开造反的好处就在于，虽然很难招揽到精英人才，但招募坐馆的“教书匠”却是非常容易。
只要给出的价码合适，大宋多的是科举无望得穷措大赶着来登州——
然后，被分流到海东、辽东等地教书。
徐泽的要求只一点——别念歪经，按同舟社的教材和课程上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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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有立足于时代，解析时代矛盾，才能解决这个时代的问题。
所以，穿越者注定是孤独的，
对很多事，徐泽都有深入的思考，却不能一股脑告诉自己的下属，
他只能等待时机成熟后，再逐步将自己的想法放出来。
在徐泽的设想中，未来的同舟社治理体系，
“官”与“吏”的界限将会慢慢模糊，“官”也会越来越不好当。
在这点上，必然会遭到很多“有出身者”的抵制——甚至会包括赵遹和宗泽在内。
但事关统治区的长治久安和整个文明的未来，不能为了减轻阻力，就选择妥协让步。
这就体现了造反者的好处——不必太在意既得利益者的态度。
要是顾虑桌上吃饭人的脸色，那还掀什么桌子，造什么反？
正如宗泽所说，大宋做事的官员不是冗余了，而是真的太少。
基层的大量实务，被上升通道极为狭窄的胥吏操纵，
而底层税收和管理，又操于乡绅宗族势力之手。
这些现实矛盾既是极大的隐患，也严重影响国家的组织力和动员能力。
大宋的奠基者们绝对很清楚这一点，只是无能为力。
五代末世，天下征伐不休，饭都吃不饱，读再多书，也挡不住别人一刀，读书人的数量急剧减少。
乱世之中，所有的人都极度缺乏安全感，全被混乱的形势裹挟着拼命狂奔。
任一方的势力领袖都不可能像徐泽这样稳健发育——
真要这么做，绝对会被自己的部将先造反。
脱胎于这样乱世的大宋本就先天不足，极度缺乏基层管理人员。
而得国过于容易，打天下的进程又与人才培养不配套，
摊子铺得越大，底层缺人管理的问题越突出，
最后，就只能采用这样的粗糙手段来管理国家。
因为依托这些人管理基层，
既可有效解决管理人才不足的问题，还能不发或少发俸禄，
有效缓解了财政困境，能让更多的钱用来扩军打天下。
这本是权宜之计，不能持久。
但随着利益集团形成，又慢慢固化为制度，然后，便积重难返。
世上没有免费的午餐，就如后世，“免费游戏”才最费钱一样，
国家在管理社会上省了人和钱，百姓就会出更多的钱，遭更多的罪。
就算靠共建会这种组织铺摊子，也不是长久之计。
没有大量的一线“正式官员”管理，
随着时间推移，管辖地域扩大，
一些偏远地区的共建会，也迟早会与宗族势力同流合污，
想想就知道，有人有地有组织还有武装的“变异共建会”会做什么？
所以，将来同舟社建国，需要“官员”的数量，将远超现在的大宋。
涉及到官员的培养、选拔、管理、使用等制度，也必然和现在有很大的不同。
一步到位是绝对不可能的，等同舟社建国都不可能全部到位。
徐泽非常清楚这一点，他也很有耐心。
实际上，相关的工作已经在分步实施了。
第一步，并不是培养尽可能多的官员，而是普及教育——扫盲。
并非所有读书优秀者都能成为合格的管理型人才，更不能让所有读过书的人都去抓管理。
但文盲率过高，再好的政策也很难落到实处——底层官吏可以轻易利用政策信息差欺上瞒下。
所以，改变官吏使用管理制度的第一步，不是改变“官”，而是改变“民”。
制度不是万能的，后世有大统领名“建国”者……
人是会变的，道德、制度确实能约束人的行为，但效果……
即使徐泽手把手地教育培养一批官吏，开始可能用的很顺手。
但外放一段时间后，照样会有很多人被腐蚀，变成他们曾经痛恨的样子。
只有大部分的百姓能看懂政令，知道法律常识，不再是官老爷说啥就是啥的愚民了。
道德、制度的作用才会开始显现，施政者的行为才能真正受到一定的约束。
而且，少数人垄断知识后，会失去开脱创新的欲望，让科技与革新失去土壤。
一些人为了获取学术上的地位和衍生的利益，
便会把精力花在反复包装和过度解读“经典”上，
以此，不断拔高“高深知识”的准入门槛，“知识权贵”便应运而生。
不论怎样改朝换代，这些“知识权贵”都能凭借手中掌握的话语权，轻易左右朝政。
然后，进一步强化自己“学派”的地位，以此循环。
只要阳春白雪和下里巴人泾渭分明，这种现象就无法改变——
无论这个学派是儒、法、释，还是道、名、墨，
一旦能够垄断话语权，最终都会变成一个样子。
即使掌握了很多“自然科学”的道和墨，也有很多沦为了装神弄鬼的方士。
现在的“儒”真的是孔子师从周公的“儒”么？
在“儒”这层皮下，又何止法、墨、道、释？
只要统治者需要，什么都可以往“儒”这个筐子里面塞，“儒”总能变成你想要的样子。
所谓的“儒”，早就变成了以“仁”为核心内涵的“公共关系学”。
所以，穿越者和“儒家”较劲没有任何意义。
没人能抓住自己的头发将自己提起来，在治下全是孔门弟子的情况下，谁能真正打倒孔老二？
何况，就算真能打倒了孔老二，还有李老大、墨老三……
或者，搞“百家争鸣”？
思想界混乱不堪，怎么可能做到大一统？
玩什么都没用，先让知识下沉，真正开启民智后，才能再谈其他。
这几年，徐泽一方面努力扩大治下学校规模，让尽可能多的适龄儿童能够上学，
另一方面，依托军队、厂矿、共建会等，大力开办夜校和扫盲班。
办学推广教育的重要性，只要脑子稍微正常点的统治者都知道。
平心而论，在此事上，大宋的努力和成果，都远超前朝。
赵佶、蔡京就一直大力推广乡学、县学、州学、国学四等学府和“三舍制”。
因此，徐泽在治下推广教育，并不是什么石破天惊的事，
甚至，朝廷对此还是鼓励的。
但想把教育办好办出效果，太难了，需要持续投入巨量的人力物力。
十年树木，百年树人，
不仅是人才培养的周期长，教育事业的成长也急不来。
实际上，同舟社事业草创阶段，事事都要钱，处处都要人，教育推广的进度很缓慢。
因师资力量有限，同舟社最初办学的规模非常小。
只有若干“小学”（识字班）和一座“书院”，以解决“内部子女”的入学问题。
对辐射周边的村庄，则只能通过设立奖学金、优等生报送入之罘书院等形式吸引人才。
彼时，共建会对治下村庄合办学校的巡察，
其实是形式大于内容，作用非常有限。
远洋商队开始盈利后，各股东在徐泽的授意下，纷纷“慷慨解囊，造福乡里”，
有了钱，方能请到人，这项工作的进度才开始加快。
高丽战争赔款到位后，徐泽又力排众议，划拨了很大一部分，作为教育基金，
用于扩大学校规模，改善教学条件，奖励优秀师生等。
没有公开造反的好处就在于，虽然很难招揽到精英人才，但招募坐馆的“教书匠”却是非常容易。
只要给出的价码合适，大宋多的是科举无望得穷措大赶着来登州——
然后，被分流到海东、辽东等地教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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