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十五 学校迁址
三十五学校迁址
开学了，我们的学校迁到了马鞍湾，看名称就知道那是一个形如马鞍的地方，而我们的学校正处在马鞍的中间，也就是凹陷的地方，正好公路也穿过那里，以前是一个粮站，由于地处两山峡谷，一年四季风都特别大，气候偏冷，尤其冬天更是北风凛冽，所以粮站搬迁后就废弃了，尽管院很大，窑洞很多，但是没有人愿意住在那里。由于潼村太远，学校决定搬到马鞍湾，虽然冷点，但是多数孩子离家较近了，的确，尤其是离我家很近了，马鞍湾其实就是坐落在樊学这块小盆地的一个角落。
第一天，我们到校后就开始清理院中的枯草，一个上午，我们就清理好院子，一个干净的校园焕然一新，院前还有农民的一长条菜地，只用一垛矮墙与校园隔开，老师让我们继续保留原样。学校的两旁都是农户，而校园也是他们的必进之道，两边住户鸡鸣狗吠相闻，一派生活气息，而我们的加入，更增添了这种热闹的气氛。
上课的时候，有孩子会趴在低矮的窗台上看我们上课，趴的次数多了，也熟络了，下课的时候，这些还穿着开档裤的孩子也会加入我们游戏的队伍，比如丢手绢游戏的时候，他们也会和我们围坐在一圈，可能由于有人耍赖，我们还会大打出手，但是没人会欺负这些小孩子，大家往往都让着他们。不仅孩子来校园，家畜家禽也会光顾，有时候一头母猪会带着一群猪仔横穿校园，尤其是上课的时候，它会唤着小猪，一路沿着菜地拱着过去，对此，我往往走神，我的耳朵会一直追随着它的声音，直到听不见为止，我甚至还猜想，它们这是去哪里呢。而家禽就不显得那么匆忙了，有时候，教室静悄悄的，忽然从开着的门外传来一声高亢的鸡鸣，几乎把所有人都吓了一跳，随之，就是一片说话声或者笑声，老师不得不把它们赶走，但不一会儿，它们又来了，这次是菜地边，由于我坐在窗前，我能清晰地观察它们，那是一只非常漂亮的大红公鸡，带着两只芦花母鸡，公鸡先跳上了菜地的矮墙，阳光很好，让它那红色的羽毛闪耀着一种梦幻的色彩，硕大的鸡冠宣示了它是一只正值盛年的公鸡，它在矮墙上走来走去，风很大，几次都站不稳，它微张翅膀调整平衡，后来，摆好姿势，挺起了胸脯，我知道它要打鸣了，我也在耐心等待着它的歌声，它伸长了脖子，开始了，忽然，它向后倒进了菜地，是风助了它一把，而它的打鸣声也只有一半便戛然而止，仿佛忽然被谁掐住了脖子，另一半的声音被生生堵住了一般，两只母鸡正在下面，或许同我一样在等待着那一声鸡鸣，被这突如其来的形式搞蒙了，互相伸长了脖子打量着对方，好像在询问彼此：人呢？我也愣住了，直到公鸡再次在矮墙上探出脑袋，我才忽然明白过来，便放声大笑起来，那种肆无忌惮，这让很多同学觉得莫名其妙，甚至是神经病，我忘记了这是在上课，因为我已神游很久了。
老师和同学都愣住了，继而有同学也跟着笑起来，我知道，他们是在笑我，正在上课的刘老师厉声对我喝道：
“王平子，站起来，有什么好笑的？”
此刻，我才回过神来，我知道自己的错误，选择默不作声，但是老师继续责骂。
“你妈给你吃啥了，来到学校就山鸡滚蛋。”山鸡滚蛋是家乡对人肆无忌惮地大笑时的调侃，传说山鸡在看到自己的蛋滚了，之后便会发出一串呱嗒声，像人类的大笑，老师除了责骂还夹杂着嘲讽，我终于如实说出了缘由。
“我是看到菜地墙上的公鸡，打鸣的时候被风吹到了墙下，”我说，“所以我笑了。”
但是当我说出这一场景的时候，竟然没有一个同学觉得好笑，老师看看外面，的确公鸡又站在了墙上。
“这有什么好笑的，谁家公鸡不打鸣，公鸡不打鸣难道让母鸡打鸣，就把你给逗笑了。”刘老师继续数落我，教室里一片笑声，我说出的可笑场景还没有老师的一句不成礼的责备管用，这正如一部喜剧，只有观众亲眼目睹了演员的演出才会开怀大笑一样，我想他们如果真看了刚才的场景，一定也会和我一样，但是不管怎样，我还是领到了我应得的那份惩罚，同另外几个因别的错误被罚的同学一起打扫校园一周。
此后不久，我又经历了一件特别的事，也是让当时的我忍俊不禁，但是这次，我硬是忍住了，憋得我腮帮子发酸。
那是三月的一天，阳光明媚，穿过玻璃窗，洒在我的课桌上，在教室的地上也画出了一些平行四边形的阴影。我正在专心的写课堂作业，忽然，窗外传来了谈话声，这时，我才发现，原来窗跟下竟坐了两个老农，他们什么时候来到，我并没有觉察到，因为校园本来就是马鞍湾的必经之路，而且，一旁又靠着公路，农户们来来往往都习以为常，只是今天他们都坐到了窗跟下，还是第一次，或许是阳光太好，把他们都吸引过来了，他们就在这里坐下歇息，聊聊天，这本没有什么奇怪的，只是在我听到他们谈话的内容后，我才觉得是那么的有意思。
“今天天气不错，集市上人真多。”其中一个说，我才知道今天是樊学的集市。
“这地得好好翻，种米谷的话起码得翻三遍。”另外一个说。
“我鸡叫三更就走，三十里的路，太阳一冒花就到了樊学。”先前的那位说，“人老了，我年轻的时候要比这快的多，”
“今年我打算多种些米谷，我看米谷收成准好。”另一位说。
“就是背上二三十斤也比现在快，以前我那小子病了，我黑夜里背了二三十里地找先生，一路没歇。”先前的那位继续说，“八岁的孩子，也够沉的，现在背不了那么远了。”
“米谷丰收，我看荞麦也准成，打算再翻十亩种荞麦。”另一位继续说。
这时我发现他们的谈话很特别，与其说是谈话，不如说是各说各的，他们并不是语言不通，都是本地人，而且看样子他们还是老相识，我想起了爷爷和花匠爷的那次谈话，忽然明白了，他们都是耳朵不好，而且是很不好的那种，他们几乎都听不清对方的谈话，只是在按着自己的思路，各说各的，竟然还聊得很好，我觉得很好笑，就探头打量他们，两位都是五十多岁的年纪，其中一个头发胡须都花白了，皮肤黝黑粗糙，脸上布满了皱纹，浑浊的眼睛和关节突出的手指都写满了岁月的沧桑，另外一个，由于紧贴着窗跟，又背对着我，我看不到他的面孔，只能看到他那顶褪了色的、有些发白的蓝色的有檐帽，两只黑红色的耳朵，是经历过北方凛冽的寒风和炽热骄阳磨砺过后才会呈现的颜色，也透露出一种坚韧，只是在老农暮年时，却失去了功能，像两面旗帜，昭示了老人沧桑的经历。
他们的谈话越来越让我发笑，其实对于谈话本身，并没有什么可笑的，但是对于彼此的答非所问，就让人忍俊不禁了，我甚至听完了一个说话，马上就想听另外一个怎么去答复，而每一次都能提升我一个笑点，我不知道别的同学是否听到，因为我是距离他们最近的一个，但是来望肯定是听到了，因为我不时地听到他压抑的笑声，有时在其中一个答非所问的回答后，来望会和我相视而笑，但是来望没有像我一样专注老农的谈话，因为从他不时地附和老师的讲课内容就知道了，而我是老师说什么，都是不知道的，我只关心窗外两位老农的谈话。我是一个干什么都是十分专注的，包括偷听谈话，我真佩服自己，真是个人才，幸亏自己接受的是正规教育，我想如果有坏人教唆，我肯定是顶坏的一个，因为我能完全、准确、细致地去掌握这些东西。
两位老农的谈话，像三月的阳光一样，不急不缓的，但是任何一句答问都能承包我们的笑点，比如其中一位说：
“我呀，今年五十有八了。”
另外一个则对答：
“我大舅，今年也八十八了。”末了，还补充到，“身体还好的很呐。”
在我依然专心致志地听他们的谈话时，忽然那位带帽子的老农站了起来，趴在敞开的窗户上对我说：
“娃娃，给一张纸，我们抽根烟。”
老师和同学忽然都停下来看他，他看着老师，笑笑说：
“抽根烟。”
刘老师并没有说什么，陕北老农走到那里都要抽烟，这也是一种被默认的习惯，一般都是带着烟斗和烟袋，烟叶则是自己种的那种旱烟，如果碰巧没带烟斗，则用纸卷起来，像卷烟一样，他们几乎都有这种卷烟的本领，卷起来的烟，非常的紧致，绝不会散了。我从本子上撕下一页递给他，这时我才看清了他的脸庞，国字形的脸颊很瘦削，眉毛又浓又长，眉尾几乎耷拉到眼角，他的笑容憨厚慈祥。
随后，我就闻到了一股旱烟味，而他们前言不搭后语的谈话还在继续。
三月的阳光像一个吝啬而又娇媚的小姑娘，渐渐地从我的窗户上一点点地收起、撤走，老农也跟着阳光起身了，我看着他们离开的身影，一个背着手，一个有些佝偻，但走得从容不迫，他们的谈话还在边走边继续，渐渐的他们消失在我的视野，而我的思绪并没有被拉回，仿佛在追随着他们，耳边还在想起他们那答非所问的谈话。
回家后，当我把这件事告诉给爷爷的时候，爷爷竟笑着对我说：
“往后，我和你奶就像那两个老头一样，都聋了，然后，我俩就说不了悄悄话了。”
“老骚情！”奶奶假装恼怒的说。
“那你们现在也没说悄悄话，”我接口道，“反正我没见。”我认真地补充道。
“悄悄话嘛，等聋了以后再说。”爷爷又笑着说。
“聋了还说个屁，”我说，“那能叫悄悄话嘛，得吼着说。”
“黄毛呀，爷逗你呢，爷聋不了，耳朵好着呐，爷是腿不好，”爷爷抽着旱烟说，“这人呐，那不好都不行，聋了，听不到，不行，腿疼，走不了也不行。”
听了爷爷的感慨，我并没有太深的感触，因为我正处在活蹦乱跳的年纪，我还不能体会到老年人的无奈，和经历岁月后的叹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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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学了，我们的学校迁到了马鞍湾，看名称就知道那是一个形如马鞍的地方，而我们的学校正处在马鞍的中间，也就是凹陷的地方，正好公路也穿过那里，以前是一个粮站，由于地处两山峡谷，一年四季风都特别大，气候偏冷，尤其冬天更是北风凛冽，所以粮站搬迁后就废弃了，尽管院很大，窑洞很多，但是没有人愿意住在那里。由于潼村太远，学校决定搬到马鞍湾，虽然冷点，但是多数孩子离家较近了，的确，尤其是离我家很近了，马鞍湾其实就是坐落在樊学这块小盆地的一个角落。
第一天，我们到校后就开始清理院中的枯草，一个上午，我们就清理好院子，一个干净的校园焕然一新，院前还有农民的一长条菜地，只用一垛矮墙与校园隔开，老师让我们继续保留原样。学校的两旁都是农户，而校园也是他们的必进之道，两边住户鸡鸣狗吠相闻，一派生活气息，而我们的加入，更增添了这种热闹的气氛。
上课的时候，有孩子会趴在低矮的窗台上看我们上课，趴的次数多了，也熟络了，下课的时候，这些还穿着开档裤的孩子也会加入我们游戏的队伍，比如丢手绢游戏的时候，他们也会和我们围坐在一圈，可能由于有人耍赖，我们还会大打出手，但是没人会欺负这些小孩子，大家往往都让着他们。不仅孩子来校园，家畜家禽也会光顾，有时候一头母猪会带着一群猪仔横穿校园，尤其是上课的时候，它会唤着小猪，一路沿着菜地拱着过去，对此，我往往走神，我的耳朵会一直追随着它的声音，直到听不见为止，我甚至还猜想，它们这是去哪里呢。而家禽就不显得那么匆忙了，有时候，教室静悄悄的，忽然从开着的门外传来一声高亢的鸡鸣，几乎把所有人都吓了一跳，随之，就是一片说话声或者笑声，老师不得不把它们赶走，但不一会儿，它们又来了，这次是菜地边，由于我坐在窗前，我能清晰地观察它们，那是一只非常漂亮的大红公鸡，带着两只芦花母鸡，公鸡先跳上了菜地的矮墙，阳光很好，让它那红色的羽毛闪耀着一种梦幻的色彩，硕大的鸡冠宣示了它是一只正值盛年的公鸡，它在矮墙上走来走去，风很大，几次都站不稳，它微张翅膀调整平衡，后来，摆好姿势，挺起了胸脯，我知道它要打鸣了，我也在耐心等待着它的歌声，它伸长了脖子，开始了，忽然，它向后倒进了菜地，是风助了它一把，而它的打鸣声也只有一半便戛然而止，仿佛忽然被谁掐住了脖子，另一半的声音被生生堵住了一般，两只母鸡正在下面，或许同我一样在等待着那一声鸡鸣，被这突如其来的形式搞蒙了，互相伸长了脖子打量着对方，好像在询问彼此：人呢？我也愣住了，直到公鸡再次在矮墙上探出脑袋，我才忽然明白过来，便放声大笑起来，那种肆无忌惮，这让很多同学觉得莫名其妙，甚至是神经病，我忘记了这是在上课，因为我已神游很久了。
老师和同学都愣住了，继而有同学也跟着笑起来，我知道，他们是在笑我，正在上课的刘老师厉声对我喝道：
“王平子，站起来，有什么好笑的？”
此刻，我才回过神来，我知道自己的错误，选择默不作声，但是老师继续责骂。
“你妈给你吃啥了，来到学校就山鸡滚蛋。”山鸡滚蛋是家乡对人肆无忌惮地大笑时的调侃，传说山鸡在看到自己的蛋滚了，之后便会发出一串呱嗒声，像人类的大笑，老师除了责骂还夹杂着嘲讽，我终于如实说出了缘由。
“我是看到菜地墙上的公鸡，打鸣的时候被风吹到了墙下，”我说，“所以我笑了。”
但是当我说出这一场景的时候，竟然没有一个同学觉得好笑，老师看看外面，的确公鸡又站在了墙上。
“这有什么好笑的，谁家公鸡不打鸣，公鸡不打鸣难道让母鸡打鸣，就把你给逗笑了。”刘老师继续数落我，教室里一片笑声，我说出的可笑场景还没有老师的一句不成礼的责备管用，这正如一部喜剧，只有观众亲眼目睹了演员的演出才会开怀大笑一样，我想他们如果真看了刚才的场景，一定也会和我一样，但是不管怎样，我还是领到了我应得的那份惩罚，同另外几个因别的错误被罚的同学一起打扫校园一周。
此后不久，我又经历了一件特别的事，也是让当时的我忍俊不禁，但是这次，我硬是忍住了，憋得我腮帮子发酸。
那是三月的一天，阳光明媚，穿过玻璃窗，洒在我的课桌上，在教室的地上也画出了一些平行四边形的阴影。我正在专心的写课堂作业，忽然，窗外传来了谈话声，这时，我才发现，原来窗跟下竟坐了两个老农，他们什么时候来到，我并没有觉察到，因为校园本来就是马鞍湾的必经之路，而且，一旁又靠着公路，农户们来来往往都习以为常，只是今天他们都坐到了窗跟下，还是第一次，或许是阳光太好，把他们都吸引过来了，他们就在这里坐下歇息，聊聊天，这本没有什么奇怪的，只是在我听到他们谈话的内容后，我才觉得是那么的有意思。
“今天天气不错，集市上人真多。”其中一个说，我才知道今天是樊学的集市。
“这地得好好翻，种米谷的话起码得翻三遍。”另外一个说。
“我鸡叫三更就走，三十里的路，太阳一冒花就到了樊学。”先前的那位说，“人老了，我年轻的时候要比这快的多，”
“今年我打算多种些米谷，我看米谷收成准好。”另一位说。
“就是背上二三十斤也比现在快，以前我那小子病了，我黑夜里背了二三十里地找先生，一路没歇。”先前的那位继续说，“八岁的孩子，也够沉的，现在背不了那么远了。”
“米谷丰收，我看荞麦也准成，打算再翻十亩种荞麦。”另一位继续说。
这时我发现他们的谈话很特别，与其说是谈话，不如说是各说各的，他们并不是语言不通，都是本地人，而且看样子他们还是老相识，我想起了爷爷和花匠爷的那次谈话，忽然明白了，他们都是耳朵不好，而且是很不好的那种，他们几乎都听不清对方的谈话，只是在按着自己的思路，各说各的，竟然还聊得很好，我觉得很好笑，就探头打量他们，两位都是五十多岁的年纪，其中一个头发胡须都花白了，皮肤黝黑粗糙，脸上布满了皱纹，浑浊的眼睛和关节突出的手指都写满了岁月的沧桑，另外一个，由于紧贴着窗跟，又背对着我，我看不到他的面孔，只能看到他那顶褪了色的、有些发白的蓝色的有檐帽，两只黑红色的耳朵，是经历过北方凛冽的寒风和炽热骄阳磨砺过后才会呈现的颜色，也透露出一种坚韧，只是在老农暮年时，却失去了功能，像两面旗帜，昭示了老人沧桑的经历。
他们的谈话越来越让我发笑，其实对于谈话本身，并没有什么可笑的，但是对于彼此的答非所问，就让人忍俊不禁了，我甚至听完了一个说话，马上就想听另外一个怎么去答复，而每一次都能提升我一个笑点，我不知道别的同学是否听到，因为我是距离他们最近的一个，但是来望肯定是听到了，因为我不时地听到他压抑的笑声，有时在其中一个答非所问的回答后，来望会和我相视而笑，但是来望没有像我一样专注老农的谈话，因为从他不时地附和老师的讲课内容就知道了，而我是老师说什么，都是不知道的，我只关心窗外两位老农的谈话。我是一个干什么都是十分专注的，包括偷听谈话，我真佩服自己，真是个人才，幸亏自己接受的是正规教育，我想如果有坏人教唆，我肯定是顶坏的一个，因为我能完全、准确、细致地去掌握这些东西。
两位老农的谈话，像三月的阳光一样，不急不缓的，但是任何一句答问都能承包我们的笑点，比如其中一位说：
“我呀，今年五十有八了。”
另外一个则对答：
“我大舅，今年也八十八了。”末了，还补充到，“身体还好的很呐。”
在我依然专心致志地听他们的谈话时，忽然那位带帽子的老农站了起来，趴在敞开的窗户上对我说：
“娃娃，给一张纸，我们抽根烟。”
老师和同学忽然都停下来看他，他看着老师，笑笑说：
“抽根烟。”
刘老师并没有说什么，陕北老农走到那里都要抽烟，这也是一种被默认的习惯，一般都是带着烟斗和烟袋，烟叶则是自己种的那种旱烟，如果碰巧没带烟斗，则用纸卷起来，像卷烟一样，他们几乎都有这种卷烟的本领，卷起来的烟，非常的紧致，绝不会散了。我从本子上撕下一页递给他，这时我才看清了他的脸庞，国字形的脸颊很瘦削，眉毛又浓又长，眉尾几乎耷拉到眼角，他的笑容憨厚慈祥。
随后，我就闻到了一股旱烟味，而他们前言不搭后语的谈话还在继续。
三月的阳光像一个吝啬而又娇媚的小姑娘，渐渐地从我的窗户上一点点地收起、撤走，老农也跟着阳光起身了，我看着他们离开的身影，一个背着手，一个有些佝偻，但走得从容不迫，他们的谈话还在边走边继续，渐渐的他们消失在我的视野，而我的思绪并没有被拉回，仿佛在追随着他们，耳边还在想起他们那答非所问的谈话。
回家后，当我把这件事告诉给爷爷的时候，爷爷竟笑着对我说：
“往后，我和你奶就像那两个老头一样，都聋了，然后，我俩就说不了悄悄话了。”
“老骚情！”奶奶假装恼怒的说。
“那你们现在也没说悄悄话，”我接口道，“反正我没见。”我认真地补充道。
“悄悄话嘛，等聋了以后再说。”爷爷又笑着说。
“聋了还说个屁，”我说，“那能叫悄悄话嘛，得吼着说。”
“黄毛呀，爷逗你呢，爷聋不了，耳朵好着呐，爷是腿不好，”爷爷抽着旱烟说，“这人呐，那不好都不行，聋了，听不到，不行，腿疼，走不了也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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