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康熙皇帝尊孔崇尚儒家
早在1969年（康熙八年）四月十五日，在擒拿鳌拜一个月后，康熙就决定去太学的孔庙祭祀孔子。那时候，康熙才十四岁，但他努力树立正确的为政理念，积极听取各方面的意见，即使是汉官的意见，也要一样听取。
这次去祭祀孔子，就是采取汉官的建议，为大清国赢得实行仁政的美誉。
他恳切地对大臣们说：“朕明白孔子在汉族人民心目中的地位，他是百代帝王的老师。朕应该执学生礼仪，不，应该执三跪九叩的臣礼去拜见！”
大臣们听见了，都很惊讶，都以为康熙皇帝在临时热血沸腾，因为那是康熙还是个才十四岁的孩童。
熊赐履那时候已经是内大臣，他提醒康熙皇帝：“皇上尊孔合乎历史规矩，但是应考虑尊孔是否行大礼，据奴才所知，历代帝王朝孔，没有执臣子礼的。”
康熙站起身来，对熊赐履说：“这是为了大清国的江山社稷嘛。朕不在乎，孟子不是说‘国家为重君为轻’嘛。”熊赐履听得出，康熙的主意已定。
第二天，康熙领着百官来到太学，面对孔子的牌位，行了三跪九叩的大礼。整个祭拜活动隆重、严肃、庄严，把大清朝实行仁政，孝道的强烈信号，往全国传播，树立了整个国家的形象。
祭拜之后，康熙皇帝又到彝伦堂，听司业讲《易经》《书经》等儒家经典。
自始至终，康熙皇帝的态度十分虔诚，听得十分专注。表现了对儒家的重视。
听讲后，康熙对百官说：“我们满人统治天下，已经受到某些人的抵制。我们只有尊孔崇儒，爱民如子，才有希望消除满汉之间的鸿沟。孔子讲得很明白，‘君子能够修身治国，可不一定受天下人的欢迎。而不再修道方面去努力，只希望得到世人的欢迎，这是不对的。”
康熙皇帝的这一举动，尤其改变了某些国人对大清国只崇尚武力、野蛮、不重教的看法，
使某些顽固的反清分子减小了对大清国的敌视态度。
康熙十六年十月，康熙皇帝亲自写了《日讲四书解义序》，提高了儒家经典的影响。
文中他热情地赞扬了孔孟之道：“先王之道，在于仁政。孔子是圣贤，正是这个理论的倡导者。”
为此，他提出了正确的为政观念：“千百年年来，历代成功的的君王，都遵循孔子‘仁政’‘合于礼’的理论治理国家朕也是这样！只有把‘仁’的道统与政治统治联系起来，才能实现真正的统治，守业成功！”
康熙尊孔祭孔庙获得很大的成功。在鳌拜平灭后，国家呈现了安定团结的局面。许多汉族人士看到了康熙以儒术治理国家的决心，认识了康熙是一个开明贤明的皇帝。这样一来，反清的倾向大为减少，取得康熙皇帝预期的目的。
针对清初民众生活苦难的事实，康熙皇帝实行“仁政”推行“与民休息”的策略，得到了民众广泛的赞誉。
康熙四年（1665年）山西省大旱。但是山西各级官员出于一己之力的考虑，没有上奏，使广大灾民苦不堪言。康熙了解这个情况后，下诏把山西省有关官员交礼部治罪。同时下诏令，免去该省积欠及本年赋税。
康熙皇帝读书学习已成终生的良好习惯。
1684年，康熙第一次南巡时，又一次到明陵祭奠。祭奠完毕后，过了一天，康熙乘御船返回。在御船上的空暇时间，康熙皇帝一直在读书。当御船停靠在燕子矶过夜停船时，康熙皇帝读书读到晚上三更时分。
这时候，侍臣高士奇奏请道：“圣上身体过于操劳，应该稍稍节制休息。”
康熙皇帝笑了笑，告诉高士奇：“朕从五岁开始读书，读诵常道夜半时分，乐此不疲。”
高士奇惊奇康熙严谨的治学精神，暗中称康熙皇帝是历代没有的儒学皇帝。
1687年（康熙二十六年）三月，康熙皇帝到太和门临朝听政，谕令大臣们提出朝政中的缺失过错。众大臣恐怕说出去有祸端临头，就奏报说朝政很好，没有缺失过错。
对大臣们的担心，康熙是心里有数的。但是康熙皇帝以为这样一团和气，对国家不好，他严肃地说：“••••••大小官员应该各自尽心职守，将国事当做家事，有什么想法尽管陈奏不要隐瞒。”
结果大臣们踊跃发言，民间疾苦，抒见以闻，指出了很多朝政的缺点，提出了很多意见，使得这次朝会得以大获而归，康熙皇帝很满意。
1675年，康熙二十二年，三藩之战终于结束，清朝进入国家统一，全面建设阶段。
有一天，康熙皇帝与大臣熊赐履闲谈。
康熙皇帝一脸倦容，精神有些萎靡。熊赐履知道，三藩之战耗去了康熙太多的精力，使得康熙皇帝下身心疲惫。
但是，康熙皇帝尽管身体疲惫，但是还有别的想法：“朕认为，治理国家，百姓的安定是关键。只有百姓安定了，国内就平安太平，连盗贼也少了。熊爱卿，现在外面的盗贼稍微减少了一些吗？”
但是，这个熊赐履是康熙皇帝的内大臣，向来以说真话闻名。熊赐履说了一句真话：
“臣最近，最近盗案不仅没有减少，反倒增加了。”
由此开始了他们一段有趣的谈话：
“哦？这倒奇怪了，你认为这是为什么？”
“臣以为，今天消除盗贼的方法，就得采取奖励措施，就是对捕盗者给予重赏，而对一般的盗贼要量刑惩办，不要太严厉残酷。”
“熊爱卿说说，今天朝廷的刑律过于严了？”
“臣听说，朝廷用士兵来抓盗贼，而士兵有时候就做盗贼。设立官员来消除盗贼的隐患，而官员很忌讳抓盗贼。如此一来，盗贼就很难消灭干净。”
“熊爱卿以为这是怎么解决？”
熊赐履想了想，对康熙说：“官员不愿意抓盗贼，是因为处分他们的法律太严厉，一件小的盗窃案就可以获刑被判。士兵做盗贼，是因为他们的月饷太少了。”
康熙皇帝听了，很有感触地说：“你说的很有道理，抓住这些产生灾祸的弊端，盗贼才有可能消除。作为一个君主，要让百姓丰衣足食，要给士兵增加月饷，时刻督促官员们忠于职守，要防止他们在其位不谋其政。最重要的是，要教化民众。”
熊赐履激动得给康熙跪下了：“皇上爱民如子，如果这样做，盗贼会减少，国家会安定的。”
“朕决定以儒家思想来教育全国百姓，你为朕拟一道诏命吧。”
“臣遵旨。”
康熙二十三年，在康熙南巡前，康熙就颁布了一道诏命，大意是：朕认为治理国家的方法，不应该以法令为主，不应该惩罚为主要手段，而应该把教育民众作为根本的治国方法。
接着康熙皇帝写了一段教育民众的七言小诗，令人很受感动。这条小诗，就是历史上有名的《圣谕十六条》。
一个月后，礼部建议，把这个《圣谕十六条》向全国颁布，要求全国人民都要遵照严格执行。这道诏令的宣布，表明了康熙皇帝以儒学治国的决心。
值得一说的是，康熙放弃修缮长城。
在中国历史上，历代王朝历代帝王都主张整修长城，以躲避北方游牧民族的侵扰。只有被称为“天可汗”的唐太宗李世民不提出这个主张，甚至公开贬低长城的功用。
除李世民以外，还有就是清世祖康熙皇帝不主张修缮长城，他甚至主张放弃长城。他的主要意图是改善清朝与长城以外各民族的关系，这比修缮长城的功效要好得多。
康熙三十年（1671年），康熙皇帝亲自率领诸王、贝勒还有有关大臣，一起奔赴漠北蒙古多伦诺尔（今内蒙古多伦县），约集漠北各民族在此会盟。
康熙皇帝亲自为他们定疆界，制法律，取得了内外蒙古的和解，并为他们制盟旗，使得他们接受了清朝的统治，实现了北部乃至西北的空前统一。
康熙这一招赢得大清朝北部边疆的安全，稳定。康熙高兴帝对大臣们说：“真有此坚固的长城，还要那个破衰的石头长城干什么呀？”
就在多伦会盟之后，古北口总兵蔡元看到长城年久失修，就向康熙皇帝上书，要求整修长城，要求朝廷引起重视。
康熙皇帝看了看奏折，轻蔑地给予驳斥：“朕看这个要求不用批准，长城不用整修。”
原来康熙心里早就有数，现在边境自固而无忧，长城内外的各民族已经和解，而且各民族的团结已经空前巩固，他们心里面的那道墙已经不存在，还要长城干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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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次去祭祀孔子，就是采取汉官的建议，为大清国赢得实行仁政的美誉。
他恳切地对大臣们说：“朕明白孔子在汉族人民心目中的地位，他是百代帝王的老师。朕应该执学生礼仪，不，应该执三跪九叩的臣礼去拜见！”
大臣们听见了，都很惊讶，都以为康熙皇帝在临时热血沸腾，因为那是康熙还是个才十四岁的孩童。
熊赐履那时候已经是内大臣，他提醒康熙皇帝：“皇上尊孔合乎历史规矩，但是应考虑尊孔是否行大礼，据奴才所知，历代帝王朝孔，没有执臣子礼的。”
康熙站起身来，对熊赐履说：“这是为了大清国的江山社稷嘛。朕不在乎，孟子不是说‘国家为重君为轻’嘛。”熊赐履听得出，康熙的主意已定。
第二天，康熙领着百官来到太学，面对孔子的牌位，行了三跪九叩的大礼。整个祭拜活动隆重、严肃、庄严，把大清朝实行仁政，孝道的强烈信号，往全国传播，树立了整个国家的形象。
祭拜之后，康熙皇帝又到彝伦堂，听司业讲《易经》《书经》等儒家经典。
自始至终，康熙皇帝的态度十分虔诚，听得十分专注。表现了对儒家的重视。
听讲后，康熙对百官说：“我们满人统治天下，已经受到某些人的抵制。我们只有尊孔崇儒，爱民如子，才有希望消除满汉之间的鸿沟。孔子讲得很明白，‘君子能够修身治国，可不一定受天下人的欢迎。而不再修道方面去努力，只希望得到世人的欢迎，这是不对的。”
康熙皇帝的这一举动，尤其改变了某些国人对大清国只崇尚武力、野蛮、不重教的看法，
使某些顽固的反清分子减小了对大清国的敌视态度。
康熙十六年十月，康熙皇帝亲自写了《日讲四书解义序》，提高了儒家经典的影响。
文中他热情地赞扬了孔孟之道：“先王之道，在于仁政。孔子是圣贤，正是这个理论的倡导者。”
为此，他提出了正确的为政观念：“千百年年来，历代成功的的君王，都遵循孔子‘仁政’‘合于礼’的理论治理国家朕也是这样！只有把‘仁’的道统与政治统治联系起来，才能实现真正的统治，守业成功！”
康熙尊孔祭孔庙获得很大的成功。在鳌拜平灭后，国家呈现了安定团结的局面。许多汉族人士看到了康熙以儒术治理国家的决心，认识了康熙是一个开明贤明的皇帝。这样一来，反清的倾向大为减少，取得康熙皇帝预期的目的。
针对清初民众生活苦难的事实，康熙皇帝实行“仁政”推行“与民休息”的策略，得到了民众广泛的赞誉。
康熙四年（1665年）山西省大旱。但是山西各级官员出于一己之力的考虑，没有上奏，使广大灾民苦不堪言。康熙了解这个情况后，下诏把山西省有关官员交礼部治罪。同时下诏令，免去该省积欠及本年赋税。
康熙皇帝读书学习已成终生的良好习惯。
1684年，康熙第一次南巡时，又一次到明陵祭奠。祭奠完毕后，过了一天，康熙乘御船返回。在御船上的空暇时间，康熙皇帝一直在读书。当御船停靠在燕子矶过夜停船时，康熙皇帝读书读到晚上三更时分。
这时候，侍臣高士奇奏请道：“圣上身体过于操劳，应该稍稍节制休息。”
康熙皇帝笑了笑，告诉高士奇：“朕从五岁开始读书，读诵常道夜半时分，乐此不疲。”
高士奇惊奇康熙严谨的治学精神，暗中称康熙皇帝是历代没有的儒学皇帝。
1687年（康熙二十六年）三月，康熙皇帝到太和门临朝听政，谕令大臣们提出朝政中的缺失过错。众大臣恐怕说出去有祸端临头，就奏报说朝政很好，没有缺失过错。
对大臣们的担心，康熙是心里有数的。但是康熙皇帝以为这样一团和气，对国家不好，他严肃地说：“••••••大小官员应该各自尽心职守，将国事当做家事，有什么想法尽管陈奏不要隐瞒。”
结果大臣们踊跃发言，民间疾苦，抒见以闻，指出了很多朝政的缺点，提出了很多意见，使得这次朝会得以大获而归，康熙皇帝很满意。
1675年，康熙二十二年，三藩之战终于结束，清朝进入国家统一，全面建设阶段。
有一天，康熙皇帝与大臣熊赐履闲谈。
康熙皇帝一脸倦容，精神有些萎靡。熊赐履知道，三藩之战耗去了康熙太多的精力，使得康熙皇帝下身心疲惫。
但是，康熙皇帝尽管身体疲惫，但是还有别的想法：“朕认为，治理国家，百姓的安定是关键。只有百姓安定了，国内就平安太平，连盗贼也少了。熊爱卿，现在外面的盗贼稍微减少了一些吗？”
但是，这个熊赐履是康熙皇帝的内大臣，向来以说真话闻名。熊赐履说了一句真话：
“臣最近，最近盗案不仅没有减少，反倒增加了。”
由此开始了他们一段有趣的谈话：
“哦？这倒奇怪了，你认为这是为什么？”
“臣以为，今天消除盗贼的方法，就得采取奖励措施，就是对捕盗者给予重赏，而对一般的盗贼要量刑惩办，不要太严厉残酷。”
“熊爱卿说说，今天朝廷的刑律过于严了？”
“臣听说，朝廷用士兵来抓盗贼，而士兵有时候就做盗贼。设立官员来消除盗贼的隐患，而官员很忌讳抓盗贼。如此一来，盗贼就很难消灭干净。”
“熊爱卿以为这是怎么解决？”
熊赐履想了想，对康熙说：“官员不愿意抓盗贼，是因为处分他们的法律太严厉，一件小的盗窃案就可以获刑被判。士兵做盗贼，是因为他们的月饷太少了。”
康熙皇帝听了，很有感触地说：“你说的很有道理，抓住这些产生灾祸的弊端，盗贼才有可能消除。作为一个君主，要让百姓丰衣足食，要给士兵增加月饷，时刻督促官员们忠于职守，要防止他们在其位不谋其政。最重要的是，要教化民众。”
熊赐履激动得给康熙跪下了：“皇上爱民如子，如果这样做，盗贼会减少，国家会安定的。”
“朕决定以儒家思想来教育全国百姓，你为朕拟一道诏命吧。”
“臣遵旨。”
康熙二十三年，在康熙南巡前，康熙就颁布了一道诏命，大意是：朕认为治理国家的方法，不应该以法令为主，不应该惩罚为主要手段，而应该把教育民众作为根本的治国方法。
接着康熙皇帝写了一段教育民众的七言小诗，令人很受感动。这条小诗，就是历史上有名的《圣谕十六条》。
一个月后，礼部建议，把这个《圣谕十六条》向全国颁布，要求全国人民都要遵照严格执行。这道诏令的宣布，表明了康熙皇帝以儒学治国的决心。
值得一说的是，康熙放弃修缮长城。
在中国历史上，历代王朝历代帝王都主张整修长城，以躲避北方游牧民族的侵扰。只有被称为“天可汗”的唐太宗李世民不提出这个主张，甚至公开贬低长城的功用。
除李世民以外，还有就是清世祖康熙皇帝不主张修缮长城，他甚至主张放弃长城。他的主要意图是改善清朝与长城以外各民族的关系，这比修缮长城的功效要好得多。
康熙三十年（1671年），康熙皇帝亲自率领诸王、贝勒还有有关大臣，一起奔赴漠北蒙古多伦诺尔（今内蒙古多伦县），约集漠北各民族在此会盟。
康熙皇帝亲自为他们定疆界，制法律，取得了内外蒙古的和解，并为他们制盟旗，使得他们接受了清朝的统治，实现了北部乃至西北的空前统一。
康熙这一招赢得大清朝北部边疆的安全，稳定。康熙高兴帝对大臣们说：“真有此坚固的长城，还要那个破衰的石头长城干什么呀？”
就在多伦会盟之后，古北口总兵蔡元看到长城年久失修，就向康熙皇帝上书，要求整修长城，要求朝廷引起重视。
康熙皇帝看了看奏折，轻蔑地给予驳斥：“朕看这个要求不用批准，长城不用整修。”
原来康熙心里早就有数，现在边境自固而无忧，长城内外的各民族已经和解，而且各民族的团结已经空前巩固，他们心里面的那道墙已经不存在，还要长城干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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